辜鸿铭的意义

也许是超越了他的时代，也许是因为愤世嫉俗而捉弄了别人和自己，辜鸿铭在他的生前死后都肩负骂名，“尊王攘夷”成了他的盖棺之论。但如果撇开他疯子小丑的表象，我们还是能够发现在西化与现代化、东西方文明的关系以及道德与秩序等一系列有关现代化的问题上，他的看法具有独特价值。他长期的被误解，主要是与同代人对现代化问题在知识上的代沟所致。

近代中国的大多数人主要是受外来冲击的刺激而开始对现代化问题予以关注的，相比之下，辜鸿铭对现代化有着更直观的体验。他的现代化知识主要不是取之于近代中国，而是直接承传上两个世纪欧洲现代化时期以卡莱尔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卡莱尔的思想尤其是他对现代化的犀利的批判在辜鸿铭的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如果说中国的大多数人是以迎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浓烈情感来仰视现代化的，那么，辜鸿铭则是以一种狂热退却后的理智态度来冷眼旁观现代化的。这种态度传达的不只是他个人的情绪，他的声音也是与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对现代化的忧虑与抵抗混合在一起的。辜鸿铭与他对手的争论，犹如关公战秦琼，错的只是时间。

说到中国近代的现代化路程，“中体西用”是一个重要链条。辜鸿铭虽然担任张之洞的幕僚近20年时间，可以说是处在“中体西用”的风暴眼中，但他本人却不是一个“中体西用”的拥护者。辜鸿铭并不相信“中体西用”式的分类方法，他的名言是“有教无类”，也即“真正有教养的人之间不存在种族差别”，文明之间应该一视同仁，东西方文化不是对立的，也不存在此尊彼卑，文明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可以融合的。他的这种文明观姑且可称为“文明扩展”观。“扩展”首先是“一种知识和道德意义上的扩展。没有知识上的门户开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心灵扩展，而没有真正的心灵扩展，也就不可能有进步。”（黄兴涛等译：《辜鸿铭文集》，第283页）在这里心灵上的“扩展”是先于政治上和物质上“扩展”的，它是后者“扩展”的前提，这就是辜鸿铭与张之洞的差别。而张之洞辈虽然承认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但同时却将进步的观念弄得只有了枪炮和战舰，在打开西化大门的同时却将心灵的窗户紧紧关上了。

从“扩展”的理想出发，辜鸿铭在实践上力图将现代化从狭隘的西化中拯救出来。他将当时正在流行的西化努力称之为盲目的欧化。辜鸿铭接纳进步而抗拒西化的立场，不仅受他早期留学生涯中所受痛苦的影响，更主要的是他从卡莱尔的精神和他自己的眼睛里确实看到了庸俗的西学给欧洲社会带来的危害，看到了商人传教士等等文化掮客是如何将各色庸俗的西方思想贩卖到中国并引发中国社会的混乱。他强调盲目的欧化带给中国的将不是现代化，而只能是一场可怕的混乱。因为“大，富，强”并非天上掉下的馅饼，在实现“大，富，强”的过程中社会被迫要按照这一标准进行取舍重组，传统社会的种种价值都将在这一过程中被重新估量，阵痛将是无可避免的。最令他烦恼的是中国的旧秩序在这场冲击中已注定不保，但替代它的却是一些不能令人信服的信念。所谓破易立难，要打破一个社会的秩序相比起建设一个社会的秩序也许要容易得多，但打碎旧世界后，并不会自动生成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有过许多教训的。辜鸿铭的批判性的提醒虽然令人不快，但如果不因人废言，应该承认其中确有不少值得警醒之处。

“扩展”观的价值还在于它迎合了时代的需要。现代化过程同样也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这两者是相互促进的。而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在不期而遇的现代化过程中，当旧的枷锁被无情击落之后，如何唤醒民族意识？以什么来作为人们认同的工具？是“全盘西化”还是扩展的本土文明的价值与独特性？从世界历史来看，后来者们的一个选择是回归本土。20年代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无法实现，除了学理上的不可能外，更重要的是它缺乏推动人们认同的思想基础，号不清时代的脉搏。辜鸿铭主张在“扩展”的基础上坚持自己的出发地，这条路虽然艰难甚至迂腐，但它已被时间证明这是一条通向成功的路，它在后发展国家中也具有普遍的意义。“扩展”为后发展国家在处理本土文明与外来文明的关系时提供了在“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之外的另一个选择。